林伯强（厦门大学中国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
过去中国在节能领域的工作主要围绕提高能源效率这一主题展开。作为基本国策，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始终是经济建设工作的重点内容，同时也是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绿色清洁低碳发展的重要立足点。“十一五”以来，能源利用效率的提高历来是发展规划的重点，通过设置单位GDP能耗等指标对能源利用效率进行约束。
然而，在当前可再生能源占比仍旧不足的情况下，若能源需求总量得不到有效控制，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无法满足增量需求同时替代存量，将增加碳中和的难度和成本。从中国目前的发展现状来看，当前经济发展的潜力还很大，意味着中国的能源消费总体还处于达峰饱和前的上升阶段。要想在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并且在2060年实现碳中和，意味着在未来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能源需求总量控制将配合能源效率指标，成为日益关键的发展约束条件。只有对能源消费需求进行更严格控制，才有可能按照既定时间点完成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
中国经过几十年的经济高速发展，生产水平也得到了提升，产品迭代频繁引起的重复生产，一方面造成了环境污染问题，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资源（能源）浪费。通过发展循环经济，充分利用生产余料废料进行再生产再创造，不仅有利于充分挖掘废料余料的价值，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能源需求，避免能源浪费，提高用能效率。
解决好经济发展和减少能源需求之间的矛盾，关键在于探索新的发展方式，即绿色低碳的循环发展模式。一方面经济发展离不开能源需求作为支撑，另一方面，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又要求压减能源需求总量，为解决这一难题，2021年2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指导意见》，着重强调了建立健全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重要作用，并提出要加快发展壮大农业、林业、服务业循环经济，构建废旧物资循环利用体系以及提升产业园区和产业集群循环发展水平。
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也要求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这是进一步挖掘节能减耗提质增效潜力的可行选项。从广义的产业机构调整来看，中国是制造业大国，第二产业（工业）相对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三产业（商业）而言拥有更高的单位GDP能耗，需要进一步压缩其能源需求规模，降低其能耗水平。从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变迁历程来看，目前中国第三产业的规模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提高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也有利于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大前提下实现降耗减排的目标。
从狭义的产业结构调整视角来看，对第二产业进行内部结构调整十分有必要。贯彻落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淘汰高耗能低效率的落后产能，提升产业附加值。钢铁、水泥等能耗高、碳排放量大的重工业部门，应成为未来产业结构调整的工作重点。此外，产业发展规划应与高质量发展目标紧密契合，鼓励培育以新能源、智能制造和节能循环经济为代表的新产业和新业态，使产业结构朝着有利于中国实现长期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的方向调整转变。
所以，广义的节能包括提高效率，循环经济和产业结构调整。政策上要求电力市场改革和建立有效的碳交易模式，提高能耗成本，抑制需求，同时提升清洁能源的竞争力。目前的能源价格还无法反映真实成本，解决资源优化配置问题。以电力市场化改革为例，其基本原则应该是价格由市场决定，价格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如果简单提高能源效率而维持比较低的能源价格，则达不到节能减排的预期目标。能源的可替代性使得能源价格成为清洁低碳转型的核心要素，有效的能源价格可以提高能源效率，更合理地配置资源。由于可再生能源以电力体现，碳中和过程也是电气化过程，电力价格改革是能源改革的关键。如果电价能够同时纳入生产成本及外部性问题（通过环境门槛和碳交易），则价格有效性将会显著提高。通过以价格信号作为推动经济主体节能减排的内生动力，实现能源结构转型优化，提高社会经济整体的运行效率。电力市场化改革还需要其他能源经济政策的协同配合。这些相关的能源经济政策也将会横向或纵向与电力市场化改革相关联，互相影响和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