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电力消费增长大为放缓的情况下，全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却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国净增发电装机容量1.4亿千瓦，创年度投产规模历史新高，其中风电新增投产超预期、达到历史最大规模。年底发电装机达到15.1亿千瓦，同比增长10.5%。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底全口径发电量5.60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6%。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3969小时、同比降低349小时，已连续三年下降。火电发电量负增长、利用小时降至4329小时。这些情况说明了电力供应能力与需求之间的平衡的有些失衡。全国电力供需进一步宽松、部分地区富余。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
刚刚过去的2015年，对电力而言，可谓是“过剩”年。
这一年，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同比仅增长0.5%,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不足0.1，但是，全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却创历史最高水平;这一年，弃风、弃水、弃光的情况依然存在;这一年，燃煤发电企业获得了超低排放电价支持，大气治理仍然“在路上”。
“两会时间”自3月3日开始，“环保”和“供给侧改革”成为了高频词汇。从供给侧来看，电力是真的过剩吗?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会持续在近年来的0.1以下吗?在电力过剩及弃风、弃水、弃光的情况下可再生能源要怎样发展?煤电利用小时数能够有所恢复吗?从环保角度讲，大气治理如何加快?“十三五”电力发展有什么新看法?新华网记者专访了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专职副理事长王志轩。
火电产能过剩面临经济“严冬”
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反应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国全社会用电量在2015年同比仅增长0.5%，电力企业面临严峻挑战。那么，电力是否过剩了?
王志轩对于电力“过剩”二字的回答非常慎重。王志轩认为，从电力基础产业、公用性质、发供用同时完成以及网络特性看，“过剩”问题不能简单回答。
王志轩：从数字上来看，2015年，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0.5%、增速同比回落3.3个百分点，第二产业用电量同比下降1.4%、40年来首次负增长。这是受宏观经济，尤其是工业生产下行、产业结构调整、工业转型升级以及气温等因素影响。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和建材行业用电同比分别下降9.3%和6.7%，是造成第二产业用电量下降、全社会用电量低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同时，第三产业和城乡居民生活用电比重同比分别提高0.8个和0.6个百分点，这些电力消费数据都反映出国家经济结构向好的趋势，也体现出工业化后期的明显特征。
在电力消费增长大为放缓的情况下，全年新增发电装机容量却创历史最高水平，全国净增发电装机容量1.4亿千瓦，创年度投产规模历史新高，其中风电新增投产超预期、达到历史最大规模。年底发电装机达到15.1亿千瓦，同比增长10.5%。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年底全口径发电量5.60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0.6%。全国发电设备利用小时3969小时、同比降低349小时，已连续三年下降。火电发电量负增长、利用小时降至4329小时。这些情况说明了电力供应能力与需求之间的平衡的有些失衡。全国电力供需进一步宽松、部分地区富余。
究其原因，王志轩表示，既有电力供应侧滞后于需求侧的因素也有电力非理性发展的因素。
王志轩：原因既有电力装机建设周期需要数年，造成电力供应滞后于需求响应的因素，如2011年我国还是有较大面积的“电荒”出现;也有非理性发展冲动因素，包括煤电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的非理性发展。但从电力结构来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容量和发电量都有进一步提高，2015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和发电量占比分别比2010年提高8.1和8.3个百分点，电力供应结构向低碳化方向发展。
电力“过剩”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回答，关键是要结合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电力结构以及供给侧和需求侧两方面等综合来判断过剩，针对性解决问题，而不是简单的“一多就减，一少就增”。比如，在电力短缺之时，集资办电、阶梯电价的方式增加供给、抑制需求，而在电力富余之时，则可以通过供及侧改革及鼓励多用电、用好电的政策，这样做可以在促进消化电力产能过剩的同时，也促进终端能源消费能源的改善。
我国在建设煤电厂时一般是按一年满负荷运行5500小时作投入产出分析的基准。但是在2015年仅达到4329小时，王志轩表示，2016年，可能低于4000小时，这是否能说明煤电严重过剩?王志轩表示，简单计算中国过剩了多少装机容量并不科学。
王志轩：的确，从全国火电利用小时数来看是过低。但这个数据与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一样，绝不是一个“金指标”。如果简单采用全国煤电利用小时与假定的可利用小时数之差，简单计算中国过剩了多少装机容量是不科学的。
由于中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电力供需也不是就地平衡，火电机组结构向高参数、大型化、灵活性方向发展，加之可再生能源发电近些年大规模发展，使煤电在电网中的功能和作用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如美国，由于燃机装机大于煤电装机，燃机的良好调峰作用，使煤电机组在前几年有6000小时的利用率，但中国不能简单类比。在中国天然气发电价格过高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煤电的调峰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总体利用小时数下降的问题也不可避免，想把煤电年利用小时数提高到5500小时也是难以做到的。对煤电过剩问题的研究和发展判断，要从煤电作用的定位、要不要大范围配置能源资源、东西部在能源发展上要不要共享发展，尤其是对未来碳排放约束的预期和碳价格变化的趋势上共同考虑。
从现实来看，由于不同地区煤电利用小时数和效益都不相同，所以一些企业在煤电已经宏观过剩的情况下，还在建设燃煤电厂，且这些电厂并不一定是按5500小时作为技术经济分析的。
有专家认为，从电力消费增长速度与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的比值电力弹性系数来说，2015年大约0.072，这显然与经验判断此发展阶段0.8左右有很大差别。王志轩称，单个年度的弹性系数并无参考价值。
王志轩：电力消费弹性系数主要是在不清楚未来精确的电力消费结构的情况下，从历史经验中找规律，并主要依据经济发展阶段对未来的电力发展所作的大致判断，主要体现的是阶段的特征，所以多年均值有较好的参考价值。但是从单个年度看，尤其是遇到经济结构调整，弹性系数则无参考价值。
王志轩说，他分析了1990年到2015年共26年的电力消费弹性系数的变化，平均值为0.95，但离散度高达0.32，也说明了1年的弹性系数的变化很大。对于2015年的过低的电力消费弹性系数，已经完全可以通过当年的用电结构的变化进行准确解释。中电联预计2016年电力消费增速将维持低速增长，全社会用电量同比增长1%-2%;预计全年新增装机1亿千瓦左右，年底发电装机容量将达到16.1亿千瓦左右。
但王志轩也提出，随着工业化的不断推进，在接近完成时，电力消费弹性系数总趋势是走低的，从未来中长期来看，即使考虑到不断提高电力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高速电力需求增长可能性也很小，如果不在电力供给侧进行合理控制，电力过剩将会更加严重。
王志轩表示，煤与煤电这两个行业唇齿相依，唇亡齿寒，这是具有一定规律性的趋势，但二者境遇有一定的滞后性。近年煤炭企业严重亏损，而我国发电量中仍然70%是煤电，虽然2015年煤价下降，煤电企业效益还不错，但燃煤电价2016年下调3分钱，加之火电机组利用小时数下降，电力企业也可能面临经营的“严冬”。
王志轩称，对电力产能过剩，政府、社会、行业、企业，要做工作是共同促进煤炭企业的解困，共同面对煤炭产能严重过剩和煤电相对过剩问题，在解决存量过剩中不要再增加新的过剩，尽力杜绝、减缓使煤炭行业亏损通过产业链条传递到电力、传递到社会形成恶性循环。
稳步发展可再生能源避免“三弃”加剧
我国在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也存着严重的“弃风”“弃水”“弃光”问题，国家能源局发布多项数据，2015年，我国弃风率飙升至15%，多省份弃光率接近三成。王志轩说：“‘三弃’问题的确很严重，可以说是一个‘老大难’问题”。
王志轩：“三弃”问题的确很严重，而且可以说是一个多年的老大难问题。“三弃”的原因是可再生能源本身超常发展与厂网不协调所致。为解决“三弃”问题，各级政府和电网企业出台了各种提高消纳可再生能源电力的运行机制，包括加大厂网协调、加快电网技术改造、加大西电东送力度、保障接入电网、优先调度等措施，且把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作为电力体制改革的重要目标之一，这些措施也的确也起到了一些作用。
三弃问题的本质是机制性问题。造成机制性问题的核心是，对不同能源品种的低碳价值、能源安全价值、经济价值不同认知以及利益集团影响综合造成，归根到底是对能源的商品属性和社会属性在不同发展阶段的作用认识存在较大分歧，使市场对能源资源配置所起的决定性作用难以有效发挥。
据中电联分析，非化石能源发电的投资在近几年远大于火电的投资。2006年到2014年火电投资增速连续9年持续下降，火电投资占电源投资比重从2005年的70.3%下降到2014年的26.1%，锐减了44.2个百分点，但2012年以来下的幅度减缓，2014年还略有回升。相应地火电发电量的比重由81.5%下降到75.4%。
王志轩：“三弃”问题严重的地区，虽然特点各有不同，但共性问题是当地电力需求远远小于供应能力，“三弃”与火电利用小时数大幅度下降并存。解决“三弃”问题要与电能相对过剩问题统筹考虑，多措并举。一是促进各类电源之间、电源电网之间相协调，区域布局及项目与消纳市场、配套电网以及调峰电源相统筹。
二是严格控制电源新开工规模，合理压缩投产规模，先集中消化好现有过剩能力。相关政府部门既要严格控制煤电开工规模，取消一批不具备核准条件的煤电项目，暂缓一批已核准项目开工，避免进一步加剧发电市场过剩;对于部分已开工项目，如果条件允许并在做好风险防控的前提下，也可推迟或停建，合理压缩投产规模。
同时，也要有序发展可再生能源，不能在任何时候都强调“大力”，要控制具有明显随机性、间歇性、波动性特征的风电和光伏发电的开发节奏，以避免过快发展造成发电能力过剩加剧、行业资产利用效率下降和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上调压力加剧。
三是提高调峰电源比重。在严格控制电源开工规模情况下，加快抽水蓄能等调峰电源建设，提高煤电机组的调峰能力和水电机组的调峰能力，高度重视集中式可再生能源发电自身的发电质量的提高。四是优先开工的电力项目，要充分考虑对电力系统稳定、高效运行发挥良好作用，以对促进全社会共享发展有积极意义。五是加快清洁能源基地外送电通道建设以及城乡配电网建设改造，扩大西部清洁能源在东中部的消纳市场，促进扩大电能在终端能源消费中的比重和经济、社会转型。
电力行业产能建设已过度2016年火电或面临严峻考验“十三五”大气治理首当其冲控制散煤污染是关键
“‘十三五’电力如何发展是篇大文章”，王志轩表示。“十三五”期间，电力增速将持续放缓，电力该如何发展?王志轩提出了几点建议。
王志轩：“十三五”电力发展必须更加重视以电力为中心的能源系统优化问题，在新常态下、在能源革命的要求下、在智能电网的推进下，电力与能源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密切，所以要坚决地改变能源领域、电力领域中各专业各自为战、各自划圈的习惯做法。如果不从能源系统优化的全局考虑“十三五”能源发展，则会极大地阻碍能源转型。
二是要将目标进一步收敛，明晰。能源问题决非短期可以转型，不可能在十三五各种目标都要有大进展，以当前的最重要问题看，必须把解决能源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放到第一位，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中，空气质量必须有明显的改善。
《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发布以来，全国74个重点城市2015年空气质量相比2014年有了改善，但彻底治理雾霾的道路仍然漫长。燃煤发电企业积极参与节能减排改造，露天烧烤、秸秆焚烧、化肥等问题也受到专家重视，油品质量升级也在稳步进行，那么治理大气污染还应注重什么?王志轩说：“要治理大气污染，必须控制散烧煤污染”。
王志轩：散烧煤污染需尽快得到有效控制。在综合考量经济成本、推广难度来看，尽快控制散烧煤污染是改善环境，减少雾霾最为有效的措施。我国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约为40亿吨标准煤，其中约有50%用于电厂发电和热电联产供热，这部分煤在2015年，约排放二氧化硫300万吨，氮氧化物250万吨，烟尘40万吨，总量已降至近600万吨;剩下50%煤炭中，除去用作原料外，还有约8亿吨左右为散煤。散烧煤炭排放产生的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烟尘对于治理大气污染非常关键。
很多地方的源解析中提出了煤炭污染的占比，但却没有分清是散煤的污染还是电煤的污染，虽然都是燃煤，但由于燃烧温度、燃烧效率等不同，源解析中体现的燃煤污染主要是散煤污染。所以不能简单地以源解析中的燃煤污染占比从煤炭总量上做出电煤与散煤责任不清“一勺烩”的决策。
解决散煤污染的途径要坚持走市场机制，市场机制的核心是约束条件下达到目标投入产出的最优，在能源领域市场机制有巨大的优化空间，可以做到投入少、产出多，最起码也要做到投入与产出相一致，千万不能做投入大，产出少的事情。希望各级政府、企业能够对一些重大措施进行科学评估，让市场机制真正发挥基础作用。
解决散烧煤的途径有主要有三种。一是用优质煤替代散煤，这就需要政府引导、组织集中供应优质煤，同时加强监管;二是用天然气替代散煤。天然气替代散煤要注意合理的价格。高价格下的天然气富余不是真正的富余;三是以电代煤。小的供热燃煤锅炉可以用电锅炉替代，以电代煤有多种方式，包括电锅炉，电供暖的替代，比如一栋新建大楼可以用电供暖，用天然气替代散烧煤。
当然，除了优质煤替代散煤、天然气替代散煤，和以电代煤解决散烧煤污染问题之外，还可以集中热电联产，有效控制污染物，并形成煤炭能源梯级利用，高参数热能的部分发电，低参数热能的部分用于供热，使煤的整体利用效率大于85%，远高于单纯发电的40%。也可以形成分布式的能源利用系统，如太阳能、风能、天然气等组成小型能源利用系统。在煤炭总量质量一定的前提下，还要促进散烧煤用优质煤，劣质煤让电厂用并集中控制污染达标排放。
寄语：我们希望电力企业能够在减少雾霾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也希望全社会能够更加理解电力、支持电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