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万宏源报告指出，2014年下半年以来煤炭脱困会议级别之高、政策出台频率之密集均超市场预期，但最终收效不佳。这些政策主要集中于遏制煤炭行业超产和给煤炭企业减负两方面，虽然一定程度上有效缓解了煤炭企业经营压力，但产能过剩问题未获有效解决，而且，减负措施降低了行业边际成本，使价格进一步下跌。
“2014年密集出台的煤炭脱困措施没有显现成效，主要原因是没有抓住去除煤炭产能这个根本问题。不过，最近有关煤炭业的政策已从为企业减负向去产能靠拢了。”煤炭行业分析师刘冬娜说，“煤炭业去产能是指一些成本高、综合实力弱、煤质差，亏损严重的企业永久退出市场，或一些煤质好但规模较小的企业进行资产重组。但目前来看，上述两种去产能情况还未真正出现。”
国泰君安报告指出，本轮煤炭行业去产能发生在我国经济增速换挡和结构调整的转折期，潜在的经济增长率低于上世纪90年代产能过剩时期，并且需求端改革空间已十分有限。“如果去产能力度与上一轮相当，将使得短期内经济增长过度承压。因此，本轮去产能的力度和进度将弱于上一轮。”
上一轮去产能时的过剩产能主要集中于以纺织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业，而本轮则集中在以钢铁、煤炭等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重工业，成本构成中固定成本比重大，经营杠杆系数高，直接的行政手段强制减产甚至停产的成本更高，阻碍更大，见效也相对缓慢。
事实上，国务院2月5日发布的《关于煤炭行业化解过剩产能实现脱困发展的意见》，已经明确了煤炭去产能的政策着力点和进度，即要求煤炭行业在近年淘汰落后产能基础上，用3至5年时间再退出产能5亿吨左右，较大幅度压缩煤炭产能，适度减少煤矿数量。
目前，山东、山西两地已对上述《意见》做出回应，但其他地区还未有相关反馈，去产能如何落实、人员如何安置、资金如何扶持，重组以谁为主体等尚无相关政策细则。厦门大学中国能源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伯强指出，煤炭业去产能的过程复杂而漫长，也正因为如此，保持当前政策方向的持续性将十分关键。从这个角度来讲，2016年正在成为中国煤炭业去产能的一个“大年”。
2015年后政策转向为去产能，将真正使得行业从供给过剩向去产能转变。特别是地方政府此前基于税收和就业两方面的思维定式已有所松动：煤炭行业亏损严重令很多省份从煤炭企业所获得的税收远少于提供的补贴，加上中央财政安排资金合理解决人员就业，地方政府两大顾虑消除，去产能积极性极强。
